競爭法保障誰的利益? (維珍尼亞學派的反托拉斯分析.二之二)


2013年5月14日


美國的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人才濟濟,還是搞出個莫名其妙的反托拉斯法來。百多年歷史的法例加上逾半個世紀的經濟分析,我仍然看不到充分證據顯示反托拉斯法對保障消費者利益有顯著效用。表面上是反對生產商「以大欺小」,實際上是保障個別小商戶利益的例子卻屢見不鮮。今時今日,執行競爭法時受政治干預是常識吧。

列根1980年年底當選美國總統後,委任了維珍尼亞大學畢業的經濟學家James Miller III當FTC主席;新主席馬上邀請了他一位舊同學,亦是我現在的同事托利森(Robert Tollison)出任委員會內經濟局的主管。不到兩年後,政府撤銷了一宗足足擾攘了十三年的控告IBM大案。

受利益集團主宰

前總統列根及維珍尼亞學派對自由經濟的嚮往,對反托拉斯法的執行有何影響,讀者可自行判斷;但我可以告訴你,反托拉斯法永遠落後市場:在日新月異的資訊科技界,十三年是一段漫長的日子,上世紀60至70年代IBM的確雄霸一方,但80年代開始,龍頭位置已漸漸被微軟(Microsoft)取代。到微軟成為一哥後,90年代亦逃不過被起訴的命運。

有趣的是,當年極力主張調查微軟的一位仁兄,竟來自一向被視為靠攏商界的共和黨。這位共和黨參議員Orrin Hatch代表的猶他州,正正是微軟競爭對手Novell和Wordperfect的根據地。類似微軟等案件,企業透過政治壓力來「以小欺大」,啟發了托利森破解反托拉斯法莫名其妙之謎。

以地區代表組成的代議式民主,議員傾向代表個別地區而非整體社會的利益。托利森加入FTC後,發表了一篇叫《反托拉斯法政治分肥》(Antitrust Pork Barrel)的研究報告。這個研究收集了美國國會中負責監察反托拉斯法機構及批核預算的議員資料,加上過千宗FTC處理反托拉斯法的案件,托利森發現,當選區有議員在國會負責監察反托拉斯法機構,在他們選區內被起訴的企業個案獲主動撤銷控罪的機會較高【註】。

所謂朝中有人好辦事也,單從傳統經濟學的角度看,反托拉斯法的確莫名其妙;但從公共選擇或政治經濟出發,看似莫名其妙的執法,馬上變得合情合理。

托利森「破案」後不久便離開了華府,再次回到校園,除作育英才和發表論文外,他還會為反托拉斯法案件當顧問。看似莫名其妙的反托拉斯法除了歸咎於一些政客和中小企,法律和經濟學界的專家亦要負點責任。名氣大的經濟學家,顧問費是時薪過千美元,聽聞律師的收費還要高出很多,特別是曾為政府處理過反托拉斯案件的專家。

政府機構的薪酬一般比私人機構的低,我不排除有些人選擇在政府機構工作是為了服務社會,但不少在政府機構處理反托拉斯法案件的法律及經濟專家,最終還是選擇跳槽到私人市場「搵大錢」。這些代表政府的專家與其他私人機構的行家一同處理案件時,想的究竟是保障全美國消費者的利益,還是自己將來的「錢途」呢?

經濟學家的角色

維珍尼亞學派對反托拉斯法的看法是,從政客、中小企,以至反托拉斯專家都在尋租,因此芝加哥學派多年來試圖弄清楚反托拉斯法的經濟邏輯,對改善反托拉斯法的執行,幫助有限。極端一點的看法是,反托拉斯法愈不符合經濟邏輯,企業愈需要聘請專家幫手。

從維珍尼亞學派的觀點推論,香港這個由大多數沒有競爭法經驗人士組成的競委會,既不懂如何鑽空子尋租,也不會老是想着以後怎樣跳槽到私人市場搵大錢,反而可能更有效地保障消費者利益。

作為芝大學生,我認為正確的經濟分析不可能對法例的有效執行毫無好處,芝加哥學派就「掠奪性減價」和「強制零售價」的分析,對反托拉斯法的執行確實具正面影響。香港的競委會應該做的,一方面聘請對競爭法和市場競爭有確切了解的專家處理案件;另一方面要避免員工在政治壓力或個人「錢途」下作出偏頗決定。能否一次過滿足兩個要求,要考考競委會的功力了。

註:Faith, Roger L., Donald R. Leavens, and Robert D. Tollison. "Antitrust Pork Barrel."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5(2), October 1982: 329-42.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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