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忽然撐訴訟

2013年11月18日

以為風波暫告一段落,誰知前大法官李國能一句「法院不是解決社會好多複雜問題的地方,解決這些問題的地方在政治舞台」,免費電視牌照風波引發的題材實在是寫之不盡。

有留意《經濟3.0》的讀者,都知道我們的立場一向是「法院和政治舞台都不是解決社會好多複雜問題的地方,解決這些問題的地方在自由市場」。但我們亦不是無政府主義者,只是兩周前我們發表的文章《以股市表現向「三挑二」算賬》,數據分析的結論支持「凡是市場可以處理的,政府一律不干預」這個傳統智慧。但我不否定市場有處理不到的時候,問題是當市場不能辦到,政府干預還是不干預?答案當然是要比較市場還是政府辦得好。而想了解政府可以辦得幾好,卻要知道政府究竟怎樣干預。

因時因地而異的兩種干預

當社會決定政府要干預,處理方法大致上分為兩種:其一,規管,由政治決定;其二,訴訟,由法庭決定。

以《信報》讀者最關心的金融市場為例,多年來美國的傳統模式是主要透過聯邦證券交易委員會和聯邦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這些監管機構執行證券和期貨法規,到最近才有「摩通351億了結按證訴訟」一類的大新聞。香港之前雷曼迷債事件中金管局和證監會扮演的角色和之後一連串的法律訴訟,相信港人仍記憶猶新。

除了因時而異,我比較熟悉的反壟斷法是另一個有趣例子:雖然在美國一些指引文件是由聯邦貿易委員會及司法部提供,但法例的執行主要是透過法律訴訟;相反在歐洲,監管機構的規管角色卻比美國的大得多。

究竟,政府干預的方法是規管還是訴訟好?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閒話一句,其實充滿法律經濟學的智慧。

規管和訴訟四大不同

要做全面的政策分析,只懂經濟不夠,還要懂政治和法律。政治經濟學,算是我研究的專科。法律我卻只懂皮毛,還是聽聽芝大法律經濟學學者兼聯邦上訴法院法官波斯納(Richard Posner)怎樣說吧【註】。

根據波斯納的說法,規管和訴訟有四大不同:首先,規管傾向事前預防,訴訟針對事後追究;其二,規管多用客觀的簡單規則,訴訟依賴主觀的開放標準;第三,規管的客觀規則靠專家制定,訴訟的主觀標準由通才(包括法官、陪審團、律師)話事;最後,規管以公營機構執行,訴訟卻有民事訴訟和私人律師參與。

當然,以上四大分別只是為了方便討論概括而言,現實世界中規管和訴訟並用的例子也有不少;但基於這四大分別,理論上規管和訴訟其實是各有千秋。簡單的規則令規管機構容易分辨違規與否,但一刀切的規則卻未必每次都合乎經濟效益。主觀的標準讓法官能在不同案件上因應個別情況作出判決,訴訟的成本當然因此變得較高;亦因為訴訟案件單單不同,訴訟勝負遠較規管結果難測。但另一方面,由於是公營運作,監管機構所作的決定有時較易受政治影響,獨立的司法制度要面對的政治壓力一般卻會較少。

香港的競爭法將會是仿效歐式的規管機構主導,還是較接近美式的以法律訴訟為主?以後有機會與大家詳細討論。上個世紀不少西方民主國家,隨着私人訴訟成本愈來愈高、政府抽稅愈來愈易,社會變得複雜後對專業意見的需求亦愈來愈大,法律歸政治的後果是政府左規右管的情況愈來愈多。至於眼前的香港,政客一時擁護法律歸政治、一時卻支持政治歸法律,轉軚速度之快卻不是一般西方政治經濟學或法律經濟學容易解釋得到。還有,當香港制定政策的話事人對專家的意見愛理不理,導致規管比訴訟更難測,我亦不知道應為不穩的政治舞台感到可悲,還是要為尚算是獨立的司法制度覺得可喜?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客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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