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鴻圖」本大計 無語問蒼天 (DBC事件告訴我們關於民主的兩件事.二之二)


2012年10月30日
徐家健 經濟3.0


從義播,到集會,再到絕食,DBC事件最後會發展出怎樣的社會運動?這社會運動又將為香港經濟民生帶來什麼衝擊?

代議民主,除了公平選舉外,還需要新聞自由及抗議權利。治國的邏輯其實跟企業管治差不多,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方便了企業專業管理,但隨之引伸出所謂「代理問題」(agency problem),牽涉交易費用──怎樣防止管理層濫用權力損害小股東利益呢?

在直接民主下,人人忙着政事,不能人盡其才。有了代議民主,市民可委託代議士和執政者議政執政,好讓社會透過分工,充分發揮專業生產;但從代理人問題的角度看治國,代議民主需要約束、監督代議士和執政者,以減低交易成本。

新聞自由,是以自由競爭的傳媒監察政府。今天的美國,當大氣候是傳媒傾向支持民主黨,昨文提及霍士新聞台的例子,說明了個別傳媒對政治還能發揮小氣候效應。至於和平抗議,是選民在選舉前向不稱職政客說不的手段,但當權力落在這些政客手上,抗議有用嗎?

茶黨運動,暴亂衝突,還看天氣

分析抗議的政治效果,要解決因果關係問題:究竟是抗議影響了政治結果,還是抗議只反映了民心所向?

根據哈佛大學數位經濟學家最近的研究,抗議不只反映「民心所向」這麼簡單。他們分析的案例,是美國茶黨運動在2009年4月15日納稅日(Tax Day) 發起的抗議遊行。當年茶黨要向民主黨領導的聯邦政府表達不滿,訴求是小政府及良好管治。

研究有趣的地方是,這幾位經濟學家首先收集了抗議當天美國不同地方的天氣數據和遊行人數資料。不出所料,雨天不是遊行抗議的好日子!於是,4月15日天晴地區的遊行人數遠比受天雨影響的地區多;利用天氣的變化預測不同地區遊行抗議的參與度,就像在實驗室隨機抽樣,在一些地區增加遊行人數,另一些地區減少遊行人數。

研究結果指出,因為好天氣而參加遊行人數踴躍的地區,往後參與茶黨活動的人數、政治捐助和傳媒報道都相應增加。更重要的是,最後遊行抗議影響了選舉結果和公共政策:遊行人數踴躍的選區,在2010年國會選舉中投票支持共和黨議員的也同樣踴躍。而議員在國會投票時,亦變得傾向支時保守的經濟政策【註1】。

抗議可以影響公共政策,公共政策亦可觸發抗議,甚至暴亂。一個明顯的例子,要追溯到上世紀50、60年代美國的民權運動。運動初期由馬丁路德金帶領和平抗爭,或多或少都推動了1964年通過的《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但抗議和暴亂,往往是一線之差,60年代後期,和平抗議演變成暴亂衝突,這些暴亂對社會又有什麼影響呢?

經濟史學家Robert Margo作過這樣的研究。民權法案通過後的數年,美國各大城市曾發生數以百計、因為種族問題引發的暴亂。雨天不是遊行抗議的好日子,更不宜暴亂衝突,Margo發現,因為天晴而暴亂規模較大的城市,往後黑人家庭收入及就業率都顯著下降。暴亂亦打擊了樓市,商戶紛紛遷走,暴亂黑人區的物業價格,在十多年後還未能復蘇【註2】。

為什麼聯邦政府通過民權法案後,抗爭反而變得暴力失控呢?其中一個導火線是個別州份企圖通過一些新的州法例,以抵銷民權法案的影響。

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在香港,本來多發電視及廣播牌照,是市民所歡迎的,但從「只聞樓梯響」的新免費電視牌照,到DBC滅聲事件,最終會否演變到像當年美國民權運動一樣的民意反彈呢?無語的人,要表達,唯有動手。以古為鏡,特區政府不能只祈求老天爺降雨平息民憤吧?

我真的希望可以多寫一些關於理財投資的「非政治化」題目,奈何政治議題接踵而至。當「門常開」變成「人常來」,人人忙着參與什麼什麼運動而迫着「不務正業」,社會又怎樣發揮專業生產呢?

註1 Madestam, Andreas, Daniel Shoag, Stan Veuger and David Yanagizawa-Drott. ”Do Political Protests Matter? Evidence from the Tea Party Movement.” Manuscript, Harvard University, 2012.

註2 Collins William J. and Robert A. Margo. ”The Economic Aftermath of the 1960s Riots in American Cities: Evidence from Property Valu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7(4), 2007:849-883.

徐家健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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