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源中的香港價值

免費早餐 - 曾國平
法源中的香港價值

2014年11月21日

徐家健跟大家詳細講解法源(legal origin)跟金融市場的關係,有趣又實際,我忍不住要加把口,為這個題目做些補充。

普通法(common law)始於中世紀的英國,後來陸續應用到英國的殖民地(如美國和香港)。大陸法(civil law)可以追溯到近二千年前,紮根於歐洲,既影響了今天的德法等歐洲國家,亦透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主義傳播四方(如澳門和巴西)。

兩個傳統風格迥異:普通法制度下沒有包羅萬有的法典,依靠的主要是不成文法,亦即日積月累下來的案例,由一代又一代的法官參考歷史加上個人觀點,不斷的左右法律的發展;大陸法制度下有詳盡的法典可依,列明不同行為的民事刑事之分、判案程序、不同罪行的懲罰輕重,法官的職責只是分析證據,再參照法典這本「使用手冊」去判案,對法律的影響力有限。

兩種法源,海耶克在其《自由憲章》中有詳盡比較,而其中的兩個分別跟金融市場的發展又極有關係。普通法的原意是保障英國貴族財產免被皇室侵佔,發展成一個重視擁有、轉讓私產的制度,限制了政府干預的空間,對發展金融有幫助。

相反,大陸法無此原意,十九世紀時更經由致力中央集權的法德兩國修改(普魯士的鐵血宰相俾斯麥就是主事者之一),國家對司法有很大的控制權,間接令公營事業較為普遍,政府插手少一點障礙,限制了金融市場的自由發展。

除了對市場、私產不同的取態,兩個法源也有不同的適應力(adaptability)。世事常變,普通法較能因時制宜:案件一單還一單,法官可以根據不同的情況(如科技創新),作出符合實際的判決,令司法制度能夠與時並進。

相反,大陸法較「頑固」,要改變法律應付現實環境,往往要經過複雜又緩慢的過程。大陸法之中,又以法國的傳統較一成不變:話說拿破崙要剷除舊制度,重新編訂一套巨細無遺的法典;大革命時代,法官被視為跟權力階級一伙,於是在拿破崙的制度下,法官的權力非常有限,只能緊跟法例辦事。

金融市場變化多端,適應力強的普通法最能配合,相比下大陸法的變化速度慢,窒礙了金融市場的成長。這個適應力的觀點極具爭議性,學者之間的看法可能比香港市民還要分歧!

香港以重視自由市場知名,靈活變通的能力更是舉世無雙,難道跟普通法的傳統有關? 

作者為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http://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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