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政策可減歧視又能促進經濟?(壞文化與市場競爭的經濟分析.五之五)


2012年12月5日
徐家健 經濟3.0

一連寫了四篇關於壞文化和市場競爭的文章,今天來個總結。

花這麼多功夫在這題目上,一方面是聽到些維園觀眾在《城市論壇》惡言侮辱同性戀者,心中有氣,不吐不快;另一方面是看見香港不同族群的矛盾日趨嚴重,但換來的卻似乎是保護主義色彩濃厚的尋租行為(rent-seeking behavior)。

如果「歧視」也算是一種文化,我認為這是一種壞文化;競爭也有好壞,壞的並非亞視所言「發放牌照只會造成業內惡性競爭」,壞的正正是這些不務正業的尋租競爭。

當市場被迫放棄以市價解決供求問題,取而代之的競爭準則,建立了「認人唔認錢」的歧視文化。但市場競爭究竟又能解決多少歧視問題?

品味歧視的代價

上世紀70、80年代前的美國銀行業,政府規管多多,包括存款利率的管制、州內外開設分行的限制等等。規管放寬後,市場競爭帶來直接的經濟好處,包括利率差價收窄和借貸成本降低,借貸成本降低亦促進了經濟增長,最顯著受惠的是依賴銀行融資的中小企業。

放寬銀行業規管,還印證了芝大老師貝加(Gary Becker)半個世紀前的推論,銀行間的競爭不但改善了美國黑人在銀行業裏的待遇,就連依賴銀行融資的各行各業在競爭加劇下,歧視黑人員工的情況亦得到改善【註】。

透過放寬規管來增加市場競爭、廢除不平等的法例,都是政府辦得到的。既可減少歧視,又能促進經濟發展,這一石二鳥的政策並非政府干預市場的行為;剛好相反,是政府減少干預,讓市場公平競爭。但美國今天對黑人仍存有歧視,政府還可以做些什麼?

貝加對歧視的看法可稱為「品味歧視」(taste discrimination),有歧視品味的人在市場上要付出代價,僱主如是,業主亦如是;但如果歧視主要來自顧客,其中一些行業,市場競爭是無法消除歧視的,例如有一天全港市民都加入了明光社,《春光乍洩》一類的電影就很難再有市場。但bad taste這個問題,與教育有關,經濟學暫時還沒有解決方法。

統計歧視的爭議

更具爭議的歧視問題不是來自品味,而是所謂的「統計歧視」(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意思跟「成見」或sterotype差不多。一個真人真事的例子是,兩年前我一個朋友從美國回流香港,身為「港仔」的他用地道廣東話打電話找地產代理搵樓,得來的是冷漠對待,後來他太太用純正普通話再試,地產經紀熱情得多了。

這樣的「統計歧視」,從做生意的角度來說是理性的,而我的朋友當年亦確實有點「混吉」;但「統計歧視」的邏輯是,被歧視的一群如果被「睇死」便會失去「向上爬」的動力。

雖然我的朋友沒有放棄努力工作儲錢買樓,但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政府因此有需要為少數「弱勢社群」設立「積極平權措施」(affirmative action),提供更多額外的升學和就業等機會以消除歧視。

我對「積極平權措施」一類的政策一向有保留。不明白有什麼經濟理據只優惠少數的非裔美國人,卻又歧視為數更少的亞裔美國人,硬性地為「弱勢社群」提供更多升學和就業機會,這些「特權」會否反而鼓勵他們「坐享其成」?港人熟悉的例子有給新界原居民「丁權」這個額外的置業機會,「丁權」有否令原居民更加發奮上進,我們心中有數。

積極平權見仁見智

美國的例子還有銀行業的《平等信用機會法案》(Equal Credit Opportunity Act),禁止一切以種族、性別或婚姻狀況為理由決定借貸;還有《社區再投資法案》(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則鼓勵借貸給「弱勢社群」。經濟學家今天還在爭論這些法案有否促成了次按危機。

經驗所見,政府放寬規管可同時減少歧視和促進發展,香港需要放寬規管的行業多的是。真正的平權從原則上亦不容易反對,但至於可能減低經濟效益的積極平權措施,則見仁見智。

香港人歧視同性戀者,只是冰山一角;憎人富貴厭人貧,還有對內地人的仇視,才是大問題。
如果這些問題換來的是更多不務正業的尋租競爭,社會只會繼續「鬧爆」,歧視亦只會加劇惡化,最後還要賠上經濟損失,值得嗎?

註:Ross Levine, Alexey Levkov, and Yona Rubinstein.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Competition.” Manuscript, Brown University, 2011.

徐家健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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